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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场外配资欧洲的职业女性仍然凤毛麟角

《妇女参政论者》

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写道：“历史超越一切，历史创造并记录了遗产；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

历史不只是过去事实的堆叠，而是人类不断积累与更新自我理解的过程。在这个思考逐渐走向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那些能耐心凝视过去、重建世界脉络的讲述者。

“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内正是这样一位作者，他凭借化繁为简的技艺、对细节的敏锐嗅觉与独特杰出的想象力，为我们打造出两本结构清晰、视野开阔、兼具广度与可读性的“大家小书”：《世界简史》与《20世纪简史》。

在《世界简史》中，他带领我们审视世界数万年的发展。火车疾驰一般在历史中穿行，一些最迷人的景色得以呈现：人类在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演变，技术与技能的变革对人类的影响，宗教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塑造，地理自然环境对文明兴衰的影响，世界各个不同区域和人群、不同的文明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我们将发现，百万年之后，数以千计的地方，人们起床、做饭、谋划生计的场景，仍然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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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世纪简史》则将目光投向那个在冲突中诞生的现代世界：两次大规模战争和不堪一击的和平、医学的非凡发现、汽车飞机和无线电的影响、女性地位的提升、绿色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对体育的狂热、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前途的变化，还有鲜有人注意的小片段，日常生活的诸多鲜活场面——我们将看到，时代的巨大波动中，人们如何生活与前进。

“两百万年的脚步，人类最平凡、最有生命力的史诗。”

👩 女性地位的提升

《世界简史》- 社会实验的时代

19世纪50年代晚期，五个澳大利亚殖民地中的三个成了政治实验室，殖民地中的每个人都拥有选举权，包括不记名投票和竞选下议院席位的权利。当时的五个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在追求和实践民主方面，落在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后头。

19世纪接近尾声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仍然是推行民主的先驱。事实上，选举权的普及和议会付费议员的实践，直接导致澳大利亚昆士兰在1899年12月选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党政府。这场选举，预先让人们见识了后来大多数欧洲国家由社会民主政府轮流执政的那个时代。

女性也尝到了平等带来的新甜头，不过她们的选举权来得就有些慢了。1869年，美国的怀俄明地区率先赋予女性选举权，而这场激进改革的目的，则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女性能到这个枪支泛滥、男性荷尔蒙过剩的地区定居，为这个地处边陲的社会带来一些温柔的风气。一年之后，临近的犹他州也开始允许女性投票，但是犹他州总体上由摩门教徒组成，很多一家之主娶了好几个妻子，所以不太好轻易把这里归为女权主义的天堂。新法律的实际效果是，常住的摩门教家庭获得了更多的票数，而那些新迁入犹他州的人却吃了亏。

医学院录取女性，也是大胆的一步。在美国，痴迷于学习医学的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小姐，在雇用多位私人家教之后，最终在1847年11月，也就是她26岁时，被纽约州一座小镇上规模不大的日内瓦医学院录取。不过，说她取得了胜利还为时尚早，比如刚入学时，她曾被禁止参加实践课，在男性在场的情况下观摩人体。后来，她最终在纽约开办了一家医护所，专门为贫穷的女性服务。

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除女教师外，欧洲的职业女性仍然凤毛麟角。第一位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女科学家可能是玛丽·居里。1898年，这位出生在波兰的物理学家，在法国首创“放射性”一词，来描述她的一项发现。在那个时代，全世界还没有女性议员的存在，虽然世界最庞大帝国的首脑维多利亚女王已经统治了63年之久——她的“任期”之长，是此后任何民主国家的女性首脑都未曾经历过的。直到1924年，尼娜·邦在丹麦宣誓就职后，世界上才出现了第一位女性内阁大臣。

《年轻的维多利亚》

《20世纪简史》- 女性的一席之地

欧洲诸国的平权道路上，当然有一派是争取女性权利的。争取女性权利的领袖呼吁女性拥有离婚的平等权利、与男性在财产上平起平坐、投票权、就读大学尤其是医学院的权利。在医学院解剖室里陈列的赤裸裸的人体，被认为不宜女性观看。

到了1900年，上述的权利大多都已实现，尤其在基督新教国家。然而在欧洲，却仍看不到有一位女法官、女政治家、女将军，或是大企业的女领导。有意思的是，君主制是最古老的机构之一，有时却允许女人位于所有男人之上。1900年最著名的女性莫过于维多利亚女王，她正高顶大英皇冠，庆祝自己登基63周年。

当时罕有女性在选举中投过票。 1893年，新西兰是第一个允许女性在全国选举中投票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的三个小州已经允许女性在州内而非全国的事宜上投票。欧洲女性还够不到选票箱。成群结队的女性孜孜不倦地游说，参与的还有男性，他们为女性争取投票权，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此一来，便可打击卖淫、酗酒和其他社会问题，洗涤国家生活。

《妇女参政论者》

首次女性可以投票、进入国会的全国选举发生在1903年的澳大利亚。在为数不多的参与者中，维达·戈尔茨坦有望赢得一席。维达34岁，还未成婚，她性格坚韧，当有人插话打断她时，她能干脆坦荡地回应。维达渴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国会的女性。1903年12月16日周三，维达走在墨尔本市中心潮湿的街道上，前往一个投票厅，焦急地等待了40分钟后门终于开了——早上8点整，邮局里的钟恰好敲响。她的目标是四个空缺的议员位置中的一个。她需要10万张选票才能赢得这个席位。她虽没选上，可获得了5.1万张选票，虽败犹荣。看起来似乎她早晚会赢得一席，但等到澳大利亚诞生第一个女性国会议员时，已经是四十年之后了。

每个书店里都会看到女性小说家的书—— 偶有人预感，女性有一天将主导英语小说写作世界——从维也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高雅歌剧院和剧院，也可以听到女性演员和歌手的声音；但是女性指挥家和作曲家却凤毛麟角。

《成为简·奥斯汀》

埃塞尔·史密斯，其父是一名镇压过印度叛变的英国炮兵军官。埃塞尔在英国成为音乐家，也叛变了这么一次。埃塞尔的母亲称她为海燕。这只海燕来到莱比锡，跟着勃拉姆斯这个圈子的人学习，得到评论家的盛赞，称她为世界上第一个创作了歌剧、清唱剧、大规模交响曲和弥撒的女性。1898年，她的首个歌剧创作在德国公演，更是大获好评。回到英格兰后，她投身于倡导女性投票权的斗争中。作为一个想引来大众注意的女性投票权倡导者，她被短暂地关进霍洛威监狱，而在监狱里，她站在牢房的窗口前，用牙刷指挥着她的抗议音乐，吸引了更多的注意。 1914年，经过十年的鼓动宣传，只有两个国家——德国和挪威——的女性终于获得了投票权。

在俄国，年轻女性很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如果父母都同意，并提供资助，她们倒是会去国外转一转。她们的朝圣地是激进的苏黎世，她们有时会坐在苏黎世的咖啡馆里倾听左派的言论。比起俄国，苏黎世的人更尊重她们的智识，她们很可能就开始批判起俄国沙皇和东正教教会来。1894年，俄国警察局局长的一份分外精确的报告指出，在瑞士的大学学医的俄国年轻女性中，有42%的人容易接纳“有害的”观点。俄国最后终于有了面向女性的医学项目。

在中国和印度，除了一些例外，普遍来讲，女性的权利是不存在的。选新娘或新郎的差事，是交给家长或其他亲戚。寡妇不能再婚，世俗的压力迫使寡妇要对亡夫忠诚。直到1950年，这些已经式微的习俗才被中国共产党废除。尽管这些亚洲的婚姻习俗看似是开历史的倒车，但那些恪守旧俗的人，却可能看不起西方一些对于结婚、离婚、养育子女的态度。

《喜福会》

1900年，在东亚，人们三世同堂、共处一个屋檐下是司空见惯的。在韩国，90%的女性与父母遴选的丈夫共度一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法律还规定，23岁以下的女性和27岁以下的男性需要父母的同意才能结为连理。日本也有相似的习俗，在日本，大多数的新人与父母同住，通常是在丈夫的家里。纵观全球，在1900年，反倒是欧洲对待女性财产、婚姻和子女的态度颇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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